國富論有感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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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讀了這本書的速讀之后,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就是重新認識了市場經濟的不穩定性,和對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這本書十分微妙地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并不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作者,而是經過大量的調查實踐論證分析,所以,我們在少年階段必須要珍惜時間,抓好機會,拓展自己的知識面,為自己學習專業做輔助。
1、分工合作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在開始就講了分工,所以讀了這本書之后,對勞動分工的印象比較深。勞工分工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勞動分工是勞動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其實我們在社會中感受非常深刻。針對分工的好處,我認為工作時間會縮短很多,工作效率也便提高了,還可以擴大影響力,他們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所以我們要懂得分工合作,取別人的長處來補充自己,這樣才能在以后競爭十分激烈的環境中立足。
2、勞動價值
我認為這本書比較受重視的還有勞動價值,在這里作者基本闡明了資本家和工人自己的勞動關系就是吸收工人身體里面的體力,當工人自己的創造的價值和他們的勞動所得持平或者低于自己所創造的價值的時候,資本家肯定會裁員,作者把這種勞動關系理解成衡量一切商品的尺度,這也最貼切不過了。
3、三個階級
這一部分主要講的是人一般分為三個階級,工人階級,地主階級,資本家,他們構成了工業時代生產力的三個基本要素,就是勞動收入——工資,資本的收入——利潤,地主的收入——地租,三個階級是一個生產力統一的整體里面肯定是相互制約,相互斗爭的。首先資本家雇傭工人都想減少勞動價格,加大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率。但是工人希望標準的工作時間和豐厚的利潤,資本家和地主之間地租的相互磋商,這看似是獨立的整體無形中有了矛盾。
4、資本、勞動生產和再生產
資本家通過榨取工人的生產價值來積累自己的資本,加上勞動用的土地,工廠,機器等等,這個資本就叫固定資本,有類資本有野心的資本家還會“侵略”更多的資本,就這樣循環往復,只有不斷的生產,來吸收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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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國富論》中提到的自由,我認為,作者亞當?斯密主要在論述“貿易自由”。
他先給出一個比喻:一個家庭生產皮革、一個家庭生產弓箭,生產弓箭的家庭通過打獵獲得動物毛皮,然后將自己獲得的動物毛皮,賣給生產皮革的家庭獲取利潤;生產皮革的家庭于是有原料制造皮革,再銷往市場獲取利潤;然而,如果生產弓箭的家庭自己打獵、自己制造皮革,那么他就不會和生產皮革的進行貿易,但是他既打獵又造皮革,顯然浪費了從貿易中獲取利潤的機會,而且使自己精力分散無法同時做好兩件事,常常顧此失彼。這個比喻說明,貿易和交換的重要意義,節約生產成本,有利于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
見識到了貿易的重要意義,他進一步論述工業制造業之間的貿易,甲行業生產A原料,乙行業需要A原料才能生產B商品,B商品是丙國國民的生活必須品。這樣一來,貿易的存在能夠解決很多矛盾;而自由貿易的存在不僅使一商品可以在一國境內自由流通,滿足一國國民需求,而且避免了一國因技術、資金等各方面原因不能生產該商品而帶來的不便。斯密是這樣說的:“但是,如果沒有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彼此交換,每一個人就必須為自己籌劃自己需要的每一種必需品和便利品。”
他以英國的《航海法》作為反面教材,認為貿易保護主義會帶來另一貿易國的報復。雖然這樣的保護主義在一段時間內,會起到保護本國商人利益的作用,但是貿易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國民的消費,即消費者的利益。損民肥商,這并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而且,在你向對方設置貿易壁壘的時候,人家也在對你進行報復,也會采取和你近似的手段。這樣的狀況不利于貿易自由,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當然也不利于資本的自由流通,實際上受損的是雙方國民的利益。
但是,斯密提出“自由貿易”理論是有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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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是一本怎樣的書呢?雅各布·維納曾指出,“好的教科書的功績在于對理論的綜述、生動相詳實的說明,以及把僅有學者才能明白的材料以簡明易懂又系統化的方式進行重新表達。”按照這種定義,加文·肯尼迪認為:《國富論》不是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也不是現代經濟學家心目中的那樣經濟學理論著作。
《國富論》的全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它是以英國為案例的個案研究,體現的是亞當·斯密的世界觀在更為宏大的歷史上的應用,如:是什么原因使得英國經濟在緩慢而穩定的增長中出現了持續改善的跡象;如果改變了對待同鄰國和北美殖民地的國際貿易問題的政治立場,英國經濟能夠好到什么程度;與此相比較,是什么妨礙了它,使它不能做得更好,等等。
《國富論》有五編構成。在第一編和第二編中,亞當·斯密追蹤了社會從人類最“粗野”的時代(狩獵時代,以北美的印第安人部落為代表),最終發展到“商業”時代(經過勞動分工獲得發展,而勞動分工實際上是由人類“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商品交易”這一習性引發的)歷史情形,這是亞當·斯密闡述政治經濟學時的主要特特征。他解釋了市場的基本活動,解釋了貨幣的演化如何促進了已存在的交換方式(并在必須的時間地點促進了被市場程度所限制的勞動分工),解釋了那些商業合作維持生計的人們之間的關系,也解釋了他們分享共同勞動所得的不一樣方法。
《國富論》的中間部分(第三編和第四編)篇幅較長。亞當·斯密批評了一些錯誤觀念并將其概括為“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并說明了它如何扭曲、妨礙和阻撓了本來能夠實現的增長,從而減緩了繁榮富裕的傳播,讓社會,尤其是社會中最貧困的人付出了實實在在的代價。
《國富論》的最終一個部分(第五編)探索了什么樣的政府行為和政府干預(如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還有維護君主尊嚴等)適合于激發經濟的增長,其中包括對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和宗教機構進行投資,以及設計何時的稅收體系。
《國富論》總體上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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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寫了君子國里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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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后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于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污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并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并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后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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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被譽為西方經濟學的“圣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十大著作之一,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經典譯作,是經濟學的必學篇目,也是會計領軍班推薦的研修文獻。這本書早買來擺在我書柜很久了,一直沒完整仔細地讀完。近日得空仔細捧讀了此著作,自覺收益匪淺。
《國富論》全稱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于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國富論》,用了近十年時間創作的經濟學著作,首次出版于1776年,該書的出版標志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全書共分五篇,總計32個章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同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后,歐洲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后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全書基本涵蓋了古典經濟學派所討論的所有問題,并對各個問題進行了最基本的理論闡述,對后世經濟學家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于經濟學的目標。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明確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即政治經濟學到底是干什么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目標是“富國”和“裕民”。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沒有民眾的富裕,“國富”就成了無源之水。而無論是富國還是裕民,皆有賴于國民財富的增加,即首先是把蛋糕做大。要想實現國民財富的增加,就必須解決如下互有聯系的兩個問題,即什么是國民財富以及如何才能增加國民財富。前者涉及的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問題,后者涉及的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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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國富論》的時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著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總感覺讀起來會使我變得暈頭轉向。
不管怎么樣,我還是讀了下來,也深有感觸。亞當斯密是18世紀的經濟學家,因此在看他的國富論時當然要從他的時代出發。無論他說的是對還是從誰的角度出發,對于今天的我看來,了解到當時的很多經濟因素和狀況,使我看待今天的經濟時聯想到國民經濟的發展歷史。應當說亞當斯密是偉大的,他提出的勞動創造價值理論和社會分工,使我們直觀的理解社會經濟的發展史。就這一點我們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亞當斯密。應當說每一個觀點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識之上,亞當斯密的觀點也不例外。然而讓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學者,不是為了提出觀點而是為了整理觀點而努力,一點點成果沒有經過考證便自認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發表。我佩服亞當斯密的精神。亞當斯密一生中為什么只有這一個成果,并不是亞當斯密寫完這本書之后就沒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肅,當亞當斯密處于彌留之際時讓別人將除《國富倫》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毀掉,為了不讓半生不熟的觀點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讀下來,使我不由得對作者獨特的見解和高深的學問敬佩不已,正是因為有了許多像斯密這樣的偉人,我們的社會才能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作為新世紀的主人,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傳承和發揚下去呢?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于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于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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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后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讀書筆記)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